自從2007年上半年以來，全球糧食價格暴漲，在許多窮國引發了嚴重的社會、政治和宏觀經濟干擾，在富國則加劇了通脹壓力。在最高層次的政治場合，包括最近在日本北海道召開的G8峰會上，人們都表達了對高糧價的憂慮。
是什么導致了糧價暴漲？人們歸咎于若干禍首。
報紙援引世界銀行一份內部文獻說，據查75%的價格上漲是由生物燃料引起的。
一些政府和評論家認為投機活動是主要驅動力量。
一種廣為接受的看法是，新興經濟體對糧食的需求迅速增長，推高了全球糧價。
那么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各自對糧價上漲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呢？
有關原因的新證據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仔細考察了市場動向，分析了生物燃料促進政策的影響。所運用的分析框架是關于各大國農產品市場和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一個大規模部分均衡模型（large-scal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詳細引入了影響這些市場的政策工具，包括那些旨在促進生物燃料的政策。
研究結論新近發表在《經合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農業展望2008~2017》、《高企的糧價：原因及后果》和《生物燃料促進政策的經濟學評估》三份文獻中。證據相當清楚。
不是中印需求所致
隨著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收入增長，它們的糧食需求確有增加。然而，這些國家的國內糧食生產大都也相應地增加了。例如中國，它過去是穩中帶升的谷物（包括大米）凈出口國。《農業展望》預期，在未來的10年內，中國的谷物凈出口只會非常緩慢地減少。再如印度，盡管它過去的凈進出口水平有很大波動，但未來10年的情況也同中國相類似。簡言之，不能把世界市場谷物價格的上漲，歸因于主要新興經濟體糧食需求增加。
市場恐慌，以及更特定的“投機”，很可能在農產品衍生品市場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些市場上所投入的資本總量和交易量在最近一段時期有顯著增加。期貨市場上的活動，在有限的范圍內，可能會傳導到現貨市場上。
沒有過硬的證據表明“投機”推高現貨價格
然而，沒有過硬的證據表明，“投機”對現貨市場的價格上漲有很大作用。畢竟，只有當“投機者”真的在現貨市場上購入商品，才會推高價格，而這將由糧食儲量上升而反映出來——但是糧食儲量似乎在價格上漲期間一直是在下降。
不過，另一種類型的恐慌無疑推高了糧價——某些糧食出口國為了穩定國內糧價而限制出口。然而，這種政府恐慌對短期糧價變動的效應到底有多大，是很難量化的。
OECD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對全球糧價上漲起到，并且在未來幾年中將會繼續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兩個外在于農業和糧食的因素。
原油、能源價格飆升大幅度推高了農產品的生產和運輸成本。
弱勢美元助力推高了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商品價格。
然而還有一個政策制定方面的因素——對生物燃料生產和消費的高度扶植。
政策制定因素：生物燃料
將農產品，尤其是玉米、小麥和植物油用作生物燃料生產的原料，這種做法近年來急劇擴張。在糧價暴漲的2005年到2007年之間，全球谷物和植物油消費近60%的增長是由于生物燃料。在此期間，全球谷物和植物油產量并未下降，只是增長速度趕不上消費的擴張而已。
在糧食儲備耗盡，而糧食需求和供給都缺乏彈性的條件下，產出和消費之間的上述差距很強勁地推高了糧價。鑒于消費擴張大部分是由于生物燃料，生物燃料無疑是導致糧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更具體地講，在北美和歐洲，若非政府通過補貼、稅收減免、關稅、委任狀等等手段加以鼓勵，人們不會生產生物燃料。換言之，生物燃料促進政策要對全球糧價上漲負重要責任。
糧價未來走勢：高，但不會如此之高
看清楚近年來的實情以后，很容易辨認出若干因素，在未來的農業市場上會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農業展望》預計，國際農業市場價格不會保持在2008年上半年這樣的極端高位。然而糧價也不會降到本輪漲價之前的低位。2008年~2017年，主要農產品的均價預計會比過去10年均價高出10%~50%。
《農業展望》以情境分析澄清了個別因素對推高糧價的影響，證據再次顯示糧食期貨價格的重要推手是生物燃料。如果未來生物燃料生產不增加（更不用說下降了），國際市場的小麥、玉米和植物油價格將相對基準線分別下降6%、12%和15%。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預測的基準線甚至還沒有計入最近幾項生物燃料政策動議的影響，如美國的《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和歐盟的《可再生能源指導意見》。如果生物燃料生產繼續擴張，并且這幾項動議的影響也一并計入的話，生物燃料對全球農產品價格的影響甚至會更大。
結論
總而言之，若干因素導致了最近糧價的急劇上漲。但其中之一顯然是支持生物燃料生產和消費這一人為政策的結果。OECD最近的報告《生物燃料促進政策的經濟學評估》清楚顯示，生物燃料促進政策實際上收效甚微，令人失望——每花費960美元~1700美元的公共財政，才減少了1噸的溫室氣體排放。有鑒于此，各國政府完全應該重新考慮它們的生物燃料促進計劃，如果它們有意幫助穩定糧價的話。
